去年的四月一日，我刚换好工作服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。拿起听筒，产二科护士声音压得很低，语速却很快：“七床，胎盘植入，出血，需要马上陪检，你上来吧。”“胎盘植入”这四个字像一盆冷水，瞬间浇灭了愚人节该有的那点轻松。我放下电话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历——四月一日，愚人节。我多希望这是个玩笑，可电话那头急促的呼吸告诉我，不是。

       我转身背上那个鲜红的抢救包。这个包平时放在透明的箱子里，颜色红得扎眼，像是在时刻提醒我们：背起它的时候，就是一场硬仗。

       七楼，产二科七床。

       出电梯门的瞬间，我看到她——一个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产妇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发干。她的左手紧紧攥着丈夫，右手正搭在隆起的腹部上，一下一下地抚摸着，像是在安抚肚子里的宝宝，也像是在安抚自己。“别怕，我是医辅科的护士，和邓医生一起陪您去做检查。”我一边检查轮椅一边放柔了声音。

       她抬起头看我，眼睛里全是红血丝，声音发颤：“护士，我出血了……我的孩子……会不会有事？”
 

       “我们先去做B超，看看宝宝的情况。”邓医生从后面走过来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我和王护士都会陪着你的。”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点了点头。
 

       推着轮椅等电梯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加快了脚步。邓医生在左侧，我在右侧，两个人像两片移动的屏障，把她护在中间。
 

       “B超室吗？我是医辅科，产二科七床胎盘植入产妇，马上到，请留好绿色通道。”我一只手扶着轮椅，另一只手已经拨通了B超室的电话。电话那头干脆利落地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邓医生按住了电梯的开门键，我推着轮椅稳稳地滑进去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见产妇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“应该的。”我低头看她，发现她的手指一直死死地抠着轮椅的边缘，指甲都有些泛白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凉。“很快就到了，B超室在二楼，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宝宝了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用另一只手把她的衣服往上拉了拉，盖住她微微发抖的肩膀。邓医生也在旁边开口：“你看，今天的电梯特别顺，一路绿灯，这说明你家宝宝也是个急性子，想早点跟妈妈见面呢。”
 

       产妇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想笑，但眼泪又掉了下来。B超室门口，检查床已经准备好了。“来，我们慢慢挪过去。”邓医生扶住她的肩膀，我托住她的腰，两个人配合着把她平稳地移到了检查床上。
 

       她的身体很沉，但我和邓医生都没有吭声。这个时候，任何一句“你好重”或者“慢点慢点”都可能成为压垮她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 

       B超医生开始检查。屏幕上出现了模糊的影像，那个小小的生命在子宫里蜷缩着，心脏一下一下地跳动着。“宝宝还在动，心跳也很好。”B超医生转过头，语气平静但肯定。
 

       我感觉到握着我手的那个力度突然松了一下。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像是把这几天所有的紧张和恐惧都吐了出来。“你看，宝宝很坚强。”我凑近她耳边，轻声说，“你也要坚强。”她转过头看我，眼睛里还含着泪，但嘴角终于弯了起来：“谢谢你……你们。”检查结束后，我们把她安全送回了病房。
 

       回到科室，我把抢救包重新放回箱里，那抹鲜红安安静静地挂在那里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坐下来，看了一眼手机。朋友发来一条消息：“愚人节快乐！”我回了一个笑脸，然后把手机放下，拿起桌上的水大口喝了起来。
 

       窗外，阳光正好。我想起那个产妇最后那一笑，忽然觉得，这个愚人节其实一点都不像玩笑。它更像是一次提醒——提醒我，穿上这身白衣，每天都是认真的，没有玩笑可言。而我，在那一刻，不仅仅是一名护士，更是那个年轻母亲在恐惧中抓住的，唯一的依靠。